作为介入型因果判断核心的、所谓介入因素中断因果关系的判断究竟在危险实现的归责意义上是指多重危险实现进程的何种关系情形就必须进一步加以研究明确。

敬力嘉：《实质预备犯语境下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的教义学重述》，《当代法学》2019年第4期，第131页。(68)本文结合集体法益犯罪的基本特点，亦遵循该审查标准，对集体法益犯罪立法扩张的合理控制进行分析。

库伦提出，我们应当将污染水体罪的规定理解为累积的构成要件，因为从个别行为来看，有的污染水体行为并不会对本罪所指涉的法益(长远利益)造成损害结果，但是，如果我们不禁止这种行为，那么，这种行为一旦被普遍实施，则很可能会造成水体功能紊乱。(44) 换言之，如果单一的危险行为并不会被普遍实施，那么，即使其对集体法益有所危害，这种危害也不足以使集体法益的功能受到致命的损害。然而，这样的反对观点值得商榷。(82)参见郭智安：《累积危险行为于构成要件上的意义》，台湾大学法律学院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09页。另一方面，即使再发生类似案件，我们也可以通过已有的刑法规定和相应的行政法律规定对行为人进行处罚，对被害人进行救济。

(27) 在明确了集体法益的功能定位之后，我们再从正向识别集体法益的范围。(41)《德国刑法》第324条所保护的法益首先是公众基于维护水体功能而获得的长远利益。这首先就要求采信者不能一味地依赖司法鉴定，不能只要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就委托司法鉴定，而不管其他证据是否已经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法庭对应用该技术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资料、图像信息的核实程度。本文认为，标准评价机制的建立可有效缓解上述矛盾，甚至可能极大地促进司法鉴定技术领域的革新。作为拥有专门知识的人，一方面专家可以正确运用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和经验，对事实认定者感到不明确的数据进行合理的拼合或解释，帮助事实审理者理解证据或确定争议事实。在司法鉴定乱象没有被曝光之前，无论是诉讼各方还是社会公众都赋予了鉴定意见绝对的证据效力，赋予了司法鉴定绝对的公信力，直至大家对此产生了怀疑，并对司法鉴定大为诟病。

（2）1992年2月27日，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技术监督科对样品进行化验，结论是含有氟乙酰胺。（7）和解协议是否能够在没有专家证人帮助的情况下妥善地拟定条文。

司法鉴定技术管理由专门从事司法鉴定技术研究的科研院所负责，内容主要包括技术研发、标准制定、质量管理和技术指导等。对此，本文认为，法庭可以借助社会上公认的权威、品德高尚、具有职业操守的专家的力量。具有科学属性的鉴定意见可有效解决案件中的专业性问题，帮助事实认定者更加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司法鉴定行业管理由司法鉴定行业协会负责，内容主要包括行业惩戒等自律管理、教育培训、国际国内交流、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人权利保障和执业道德以及信息咨询等。

如现在被认为是正确的、科学的，在经历过一定时间的发展后，就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对于衡量具体标准，英国于2001年6月出版的《专家证人指南》予以了明确，主要包括七个要素：（1）在没有专家证人帮助的情况下能否发现事实的本来面貌。但鉴定中心认为原鉴定意见不存在上述错误，撤销鉴定意见的决定是经世富公司申请作出的，最终世富公司的再审申请被最高人民法院驳回。要在诉讼极度依赖科学证据的同时，又避免科学证据给诉讼带来的不利后果，转变在社会公众视野中的不良印象，树立科学证据的公信力，是一项系统工程。

与此相同的案例在实践中还存在很多。显然，每5个人当中至少有2个人的血型是一致的。

这是生态环境资源诉讼、消费者权益保障诉讼等现代型诉讼不可回避的问题。最后，从采信者角度而言。

但作为最终需要对鉴定意见的实体和程序事项进行判定的事实认定者，对于排除错误的鉴定意见发挥决定性作用，一旦其采信了错误的鉴定意见，不仅会反向造成社会公众对司法鉴定公信力的误认，还会严重影响裁决的权威性。因而，这就要求在众多可以解决专业性问题的技术方法中，需要事先确定某种或某几种技术方法，即制定司法鉴定标准。但无论是何种因素造成的，其表象都是鉴定结果出现错误，其实质是司法鉴定公信力存在不足，后果是即使鉴定意见的最终结果是科学的、符合客观事实的，也可能因为诉讼各方对鉴定意见公信力的质疑，造成对鉴定意见为质疑而质疑的局面出现，进而对司法公信力产生严重影响。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方先后向法庭出示3份由不同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1）邱式诱鼠剂通过的河北省科委组织的鉴404号、1991年12月30日通过的商业部组织的科技鉴字013号文件，其结论是邱氏诱鼠剂具有明显的诱鼠作用，显著提高了杀鼠剂的适用性。因为司法鉴定的科学属性，诉讼各方往往会赋予其比其他证据更高的效力，甚至径直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3.3司法鉴定公信力提升的微观视野 上述从司法鉴定管理、诉讼和证据等宏观角度对如何破解目前司法鉴定公信力的困境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方向。

因而，一方面会通过各种方式获取对自身有利的证据，另一方面对自身不利的证据会有抵触情绪。因为司法鉴定涉及司法、技术、科学等多方面，这就注定司法鉴定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

（2）当地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当地村民委员会证明、张某某就读小学毕业证、就读初中新生名册、张某某父亲证言，证实张某某出生于1991年5月，即张某某犯罪时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就以国家标准而言，一项司法鉴定技术能够成为国家标准，从立项、起草、征求意见、修改，一直到发布，需要经历非常长的时间。

对于当事人提出鉴定申请的，如果办案机关认为不需要进行鉴定的，应当作出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并告知当事人，当事人不服的，可以申请复核。从管理角度对司法鉴定公信力进行研究是鉴定意见这种证据形式的重要内容。

上海市法医学重点实验室。这就意味着，司法鉴定必须符合法定、公正等基本原则，尤其是必须满足诉讼各方的期待可能性需求。因此，从司法鉴定的证明范畴来看，在特定诉讼程序中的鉴定意见，其公信力也会受到合理质疑。{35} 笔者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本文以《司法鉴定公信力的反思及破解的制度选择》为题，但同时也应当明确，在司法实践中，除了鉴定意见以外，还有诸如检验报告、检测数据[2]、有专门知识的人的意见[3]、专家咨询意见[4]、技术调查官意见[5]等多种不同形式的证据资料，但同样是专家依据特定的科学方法得出的结果，与鉴定意见在本质上具有很大的相似度。

2 司法鉴定公信力的反思 如上文所述，司法鉴定公信力是司法公信力的有力保障，在司法实践新形势下，社会公众对司法公信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倒逼司法鉴定不断提升鉴定质量，防止诉讼活动尤其事实认定受‘科学至上以及科技应用司法实践产生的效应的影响，致使作为证据的‘鉴定错了，裁判就会产生错误{13}177情形的出现。然而就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出具的骨龄报告书，虽然与另外两项证据存在差别，但并不意味着该鉴定错误，相反这恰恰在骨龄鉴定允许的误差范畴之内。

而这可能是目前我国诉讼中强化对鉴定意见进行实质审查的有效方案之一。相反，我们需要做的是规范当事人申请权的同时，限制办案机关的决定权。

 司法鉴定公信力的提升，除了可以实现纠纷解决、权利保障等传统功能以外，现代型诉讼对司法鉴定公信力也提出了新的需求。在出庭作证形式方面，也应当在现有体制框架内予以完善，包括隐蔽出庭、书面作证等。

{35}从客观角度而言，无论是科学证据还是一般证据，都需要相关性。当然，目前司法鉴定公信力之所以受到较大的质疑，是因为司法鉴定具有科学性这一显著特征，相较于其他证据，诉讼各方对鉴定意见有更高的期待，人为地赋予了鉴定意见更高的证明力。也即，司法鉴定的公信力不能直接来源于司法鉴定的科学本质。在司法鉴定体制改革进程中，社会公众对司法鉴定的需求越来越大，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严格准入、拓宽退出机制，综合运用行政、技术、行业等手段提升鉴定综合水平，是强化鉴定意见证据效力的重要手段，也是避免上海人伤黄牛、广东华医大司法鉴定中心亲子鉴定案再次发生的有效措施。

然而这些影响往往是其他诉讼参与人，甚至是鉴定人有时都难以发现的。这也是确保鉴定意见具有证据效力的最后一道屏障，任何有可能影响司法鉴定公信力的因素，都有可能在此环节暴露出来，从而便于各方对证据进行补正，以确保司法的权威性。

不可否认的是，因为司法鉴定将自然科学技术引入到诉讼程序中，将原本不可重复的证明过程转变为可以反复验证的实验室过程，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事实认定的方式。再加上各司法鉴定机构中鉴定人的硬件、软件水平参差不齐，在运用同一鉴定标准、技术规范时会存在一定的差别，甚至运用同一标准出现了不同的结果。

据此，本文认为在诉讼事实认定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司法鉴定公信力的提升对于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存在技术的稳定性与技术的前瞻性之间的矛盾。